核心商业秘密和技术人员被“打包”带走公司前员工直接“拿来主义”企业遭遇“塌方式”技术迁移被撬走近2亿元生意……一套自主研发的计算软件集、五项核心商业秘密技术信息，被离职员工“打包”带走；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从高管到技术骨干几乎全部来自被侵权企业，甚至“连图纸带人一并挖走”。这种定点从某一公司挖取整个团队、技术线的行为被形象地称为“塌方式”技术迁移，是不少高新技术企业的噩梦。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4月，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新能源公司”）罚金1061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判处被告人邹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5万元。李某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9月，该院组织开展了一次商业秘密保护专题法治宣讲，以案释法，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受邀到场的企业家们有感而发：“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检察机关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企业权益的决心和担当，我们企业在苏州开展经营活动充满了安全感。”今年9月，检察官为辖区内企业开展商业秘密保护专题法治宣讲，以案释法，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冒出“影子对手”低价“截和”项目位于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的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科技公司”），系一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空气分离行业占据领先地位，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产品销往全国多地。可自2023年以来，科技公司在多个招投标项目中接连遇挫。一些长期合作的老客户向科技公司反馈，称他们都收到了一家名为新能源公司的低价竞争方案，设备型号、技术参数与科技公司的高度一致，报价却低了15%。“从内蒙古的项目到山东的项目，新能源公司像影子一样紧随我们，总能以精准的低价‘截和’我们正在接洽的新客户。”科技公司董事长陆先生回忆道。在初步调查这家成立仅两年的竞争对手时，公司管理层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情况。2021年以来，科技公司设计、技术、生产部门的多名骨干相继离职，这些人跳槽后的去向惊人一致，都先后入职新能源公司。更让陆先生心生警惕的是，在对新能源公司投放市场的产品进行研判后发现，对方产品的设计、技术参数等均与自家公司高度雷同。陆先生不得不怀疑，被挖走的不只是多名员工，还有企业的全套技术图纸、专用计算软件、技术参数等商业秘密。“我带领技术团队在这个领域钻研了20多年，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研究出如今这些技术。他们没有任何研发成本，当然能定出远低于行业常规的价格，还能保住利润！”陆先生愤慨不已。2024年2月底，陆先生暗中观察到一名申请离职的员工正在与新能源公司接触，经核查公司后台系统，发现该员工拷贝了大量图纸资料和系统软件，陆先生随即报警。公安机关经初步排查查明，新能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原为科技公司销售人员，其与前同事成某一起离职后成立了新能源公司。公司成立后，由于自身缺乏研发能力，经营效益也不理想，李某便将目光投向了老东家的技术人员。2022年10月，李某找到之前在科技公司时与其关系较好的技术人员邹某，靠旧情游说，让邹某将科技公司的一些内部软件和涉密图纸发给了他。之后，李某以高薪和股份拉拢邹某，邀请其入职新能源公司担任技术部经理。邹某从科技公司离职时，未按公司保密规定上交私自拷贝的设计图纸。此后，李某又用同样的高薪拉拢方式，陆续从科技公司挖走沈某等技术人员，甚至明确要求他们携带科技公司的设计图纸作为入职的“投名状”。2024年3月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李某、邹某抓获，同时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经过案件会商，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开展侦查。2024年7月，办案团队梳理证据线索，查阅司法解释。“商业秘密案件专业性强、取证难度大，一旦错过黄金取证窗口，案件将陷入被动。所以权利人的初步举证至关重要。”办案检察官汪海曼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要求科技公司提供相关初始证据，并以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为核心，通过梳理邹某、李某等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查明预谋商议的过程，以及涉案计算软件系邹某通过微信传输至新能源公司服务器。2024年4月1日，李某、邹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被移送至相城区检察院审查逮捕。审查逮捕期限短、任务重，而该院已有十余年未办理过侵犯商业秘密类案件，再加上该案涉及的空分设备制造属于细分专业领域，吸附筒、精馏塔……卷宗中一连串陌生的专业术语，给办案检察官带来了极大挑战。攻克专业壁垒，夯实证据根基“办理商业秘密案件，核心是厘清‘三性’和‘同一性’：‘三性’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即非公知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价值性（即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或者经济利益）、保密性（即权利人已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三性’决定信息能否被认定为商业秘密，‘同一性’则解决‘对方用的到底是不是你的秘密’的问题。”汪海曼介绍。为彻底摸透技术细节，办案检察官多次到科技公司实地走访。经核实，检察官了解到空分设备的制造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而新能源公司在科技公司的设计图纸基础上稍加改动，即批量生产并对外销售，总销售额约2亿元，完全符合商业秘密“价值性”的认定标准。检察官到企业车间实地走访，了解设备的研发过程。“我们公司设计部所有办公电脑全部接入物理隔离的内部专网，技术部有独立门禁，公司与员工、客户都签订了保密协议。”陆先生介绍的保密措施直接印证了科技公司已经对涉案技术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满足“保密性”的法定要求。检察官在梳理卷宗证据时，还发现一处关键细节：新能源公司行政部曾在内部发布通知，要求对外发送的邮件、方案、图纸不得出现带有科技公司Logo及相关字样，同时要求员工对所有科技公司的原始涉密图纸进行标识抹除、文件名替换。但这种操作只是对文件表层信息的修改，并非真实的技术改造，设备的核心结构、关键参数均未改变。“这证明行为人明确知晓所使用的技术来源于科技公司，其主观上‘明知’的故意非常清晰。”汪海曼判断。因新能源公司已抹除图纸上所有科技公司标识，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调取新能源公司与外协单位的图纸往来记录，最终在一家加工企业的服务器内找到了大量保留科技公司标识的图纸。图纸的“拿来主义”已被查实，但案件还面临一道关键关口：若不能认定被带走的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以及侵权人使用的技术与权利人的技术“相同或实质相同”，还是无法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追责。为此，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进行同一性鉴定。最终鉴定意见明确，科技公司主张的涉案技术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新能源公司使用的软件与科技公司的软件构成实质相同。“三性”和“同一性”皆被证实，2024年4月8日，相城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李某、邹某批准逮捕。直面辩护意见，逐项厘清争议案件批捕后，检察机关进一步提出数十条补证意见，要求比对设备图纸，排查是否存在其他密点被侵害的情形。同时，鉴于该案符合单位犯罪构成要件，建议将新能源公司一并移送审查起诉。鉴定意见显示，除科技公司最初提出的纯化器计算软件外，新能源公司另有4处密点与科技公司技术信息相同或实质相同，案件认定的密点从最初的1个增至5个。对于损失数额的认定，采用合同价格×科技公司的利润率×技术贡献率的计算方式，认定科技公司因侵权造成的实际损失为1060万余元。2024年7月8日，新能源公司、李某、邹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被移送至相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摆在检察官面前的，不仅需要核验海量的专业数据，还有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专业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为啃下这块“硬骨头”，检察官开启了一场与专业难题的持续较量。辩护律师提出反向工程辩护意见，认为涉案图纸密点结构简单，可以通过观察和测量获取到相关信息。“反向工程是指通过对公开渠道获取的产品进行观察、拆解、分析，还原其设计原理，以获得产品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的过程。根据司法解释规定，通过反向工程获得被侵权信息的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汪海曼介绍道。为查清事实，办案检察官再次走进科技公司进行实地勘查、询问技术工程师。涉案空分设备是一台特大型筒状容器，涉密核心结构深藏筒体内部，通常不可拆卸，即使强行拆卸，成本也极高，所以日常的维护、检修一般都由科技公司上门完成，外部人员难以通过观察和测量设备获取相关信息。紧接着，辩护律师又提出产品已经对外销售，相关技术信息就此丧失非公知性。检察官逐一梳理交易档案，查明科技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保密协议约定客户对产品涉及的技术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故技术信息并未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开放，非公知性依然成立。一波争议刚厘清，辩护律师又对涉案损失认定提出异议，认为技术贡献率、价值认定过高。该院邀请专家开展论证，最终确认鉴定机构的计算逻辑契合司法解释精神，取值合理。面对质疑，检察官用完整的证据链守住了损失认定的事实根基。2024年12月27日，相城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新能源公司、李某、邹某提起公诉。今年6月，该院对成某、沈某提起公诉，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其他涉案人员在审查起诉中。做实综合履职，护航企业发展依托苏州市检察院知识产权权利人诉权保障办案机制，办案检察官结合案件审查情况，鉴于权利人陆先生充分知悉涉案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密点构成及研发过程，依法邀请其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为解决技术事实认定难题提供支撑。庭审中，针对辩护律师当庭出示的每一份技术图纸，陆先生就相关技术的研发历程、技术独特性逐一作出阐释说明。在法庭上，他讲述各项技术突破背后研发团队攻坚克难、共享成果的点滴往事。面对扎实证据与真挚陈述，李某、邹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检察官还积极促成双方就经济赔偿事宜达成和解，为企业挽回数百万元损失。“商业秘密保护不能只靠‘锁门’，更要靠‘建墙’。”针对案件暴露出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保护、科研人员日常管理和离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相城区检察院向科技公司制发风险提示函，提出完善涉密权限分级管理、加强涉密人员离职审查、建立商业秘密侵权预警系统等具体整改措施。“我被检察官的严谨态度、专业能力和辛勤付出深深触动。”陆先生在寄给检察机关的感谢信中写道。今年4月，相城区检察院举办“相知检护，数创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家代表参加。图为企业家代表实地参观该院犯罪预防教育基地，直观了解检察机关护航企业的具体举措。此外，相城区检察院还在辖区高新技术标杆企业、科研院所等设立四家知识产权保护检察服务点，为辖区多家企业提供商业秘密保护定制化“体检”，开展常态化专场咨询、菜单式法治宣传30余次。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精神，落实上海检察机关“五庭四评”工作要求，强化公诉人出庭履职能力，持续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近日，市检察院第一评议组赴浦东新区开展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就一起侵犯著作权案开展听庭评议。同时此次庭审作为优公示范庭和观摩庭，还邀请了市人大代表张华、张敬明、陈浩、林莉、禹宝庆、徐燕、徐赤璘，人民监督员忻国明，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企业代表，权利企业代表，上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人才库成员等观摩庭审。该案是一起新型的游戏著作权领域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1400余万元，是近年来全市范围内非法经营金额最大的侵犯游戏著作权案件。涉案私服游戏软件是否与著作权人游戏软件构成“同一软件作品”？被告人廖某是否对于未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具有主观明知？廖某在共同犯罪中是否应当认定为主犯？这些争议焦点，都在考验公诉人的“看家本领”。检察机关指控，S公司享有《龙之谷》游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等。本案同案关系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从《龙之谷》游戏著作权人处获取的维权授权，以先“举报”“打假”、后出具“谅解”协议的方式，招揽包括本案被告人廖某在内的私服运营者，设立Y公司，合谋共同运营侵犯《龙之谷》游戏著作权的私服游戏《吸猫龙之谷》《星之谷》。被告人廖某明知未获得著作权人许可，仍担任Y公司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吸猫龙之谷》《星之谷》游戏的日常运营及Y公司内部管理，并合谋利用同案关系人的维权打假授权，打击其他私服，扩大自身市场份额。经鉴定，《吸猫龙之谷》《星之谷》游戏与正版《龙之谷》游戏的相似度均达到90%以上。经审计，2023年12月至2024年11月，涉案《吸猫龙之谷》《星之谷》游戏收取玩家充值金额共计人民币1413万余元。庭审现场“侵权游戏是不是作为《龙之谷》的‘私服’来招揽玩家、开拓市场的？”“你们有没有试图将侵权游戏包装成正版、合规的游戏？有没有在宣传中说过你们是‘官方渠道服’？”“你知不知道同案关系人拥有的维权授权和运营网络游戏所需要的著作权授权是不同的权限？”该案犯罪手段十分新颖、涉及网络游戏维权行业灰色产业链。同案关系人高某与获得知识产权权利人授权的维权打假公司合作，超出授权范围，以维权为名，行侵权之实，通过“索要赔偿”“出具谅解”“收编运营”相结合的模式，将原本分散的私服运营者整合为犯罪团伙，并谎称“具有官方授权”从事侵犯游戏著作权犯罪。此外，该案非法经营数额高、社会影响大，涉及用户群体庞大的知名网络游戏，严重破坏正版游戏市场秩序，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社会影响恶劣。被告人庭前均拒绝认罪认罚，辩护人做无罪辩解。被告人后虽当庭认罪认罚，但辩护人依然在鉴定意见、涉案金额、主观明知、主从犯认定等问题上提出辩护意见。针对上述情况，庭审时公诉人沉稳应对，及时调整讯问、举证策略，牢牢把握指控主线，并通过多媒体分组示证，直观清晰地展示了被告人的侵权模式。由于该案涉及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游戏领域专业技术问题，案件办理过程中，公诉机关邀请技术调查官对专业问题进行解答。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对于鉴定依据、鉴定方法、数据来源等提出的质证意见，公诉人通过申请鉴定人出庭，有力回应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清晰阐述事实认定、涉案金额和量刑情节。被告人最终当庭真诚悔罪悔过。庭后评议庭审结束后，市检察院第一评议组、市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高校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文书制作、庭审准备、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方面进行评议，既肯定公诉人出庭中的亮眼表现，也直面剖析庭审细节短板，提出优化改进建议。出庭公诉人之一、全国优秀公诉人李捷表示：“庭审是公诉人锤炼本领的‘练兵场’，主动选择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接受检验，是公诉人敢于向犯罪亮剑的担当，也表明我们敢于接受评议的勇气。我们希望通过办理这样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不断提升出庭公诉能力。”与会代表发言陈浩市人大代表、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公司焊接负责人该案具有很强的普法教育意义。建议加大对网络行业侵权行为的普法宣传，尤其是对青年群体进行针对性的常态化宣传，以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红线，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司法机关要加强与网信、市场等各部门的联络，进行常态化的整治，切实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刘维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案件涉及软件、美术、视听作品甄别等专业难题，公诉人精准厘清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律边界，细致查明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庭审举证安排科学，善用可视化示证手段，逐步缩小争议焦点；同时办案视野开阔，紧扣网络游戏黑灰产迭代蔓延态势，立足个案打击，兼顾行业源头治理，彰显知识产权检察履职效能。忻国明人民监督员这起案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庭审过程规范有序。公诉人准备充分、专业素养扎实、指控逻辑清晰，充分展现出检察机关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履职形象，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有力守护科技创新成果。此次庭审评议，直观体现了司法保护创新的力度，也起到了良好的以案释法、普法宣传效果。希望检察机关后续能多组织这类庭审评议活动，让更多人民监督员近距离感受庭审，进一步扩大普法成效。陆川市检察院第十二检察部副主任本案侵权作案模式新颖，以维权打假为名，实施举报、索赔、谅解、收编、运营的链条化行为，虽然形式上具有权利外观，实质上仍属于侵权并非法牟利。案件审查难度大，权利链条确认、计算机软件实质性相似认定、电子数据取证固定、涉案资金审计、行为人主观明知判定多重难点相互交织，通过个案办理，确立了这类新型侵权模式司法定性的多维度实质性审查规则。庭审中邀请鉴定人出庭说明，推动专业鉴定意见从书面结论审查转化为可质证的庭审审查，提升了技术事实查明质量，庭审范式值得总结提炼推广。建议继续做好与该案相关的综合治理、普法宣传工作。评议组评议肖友广市检察院第一评议组组长、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三检察部主任该案办理紧密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网络行业乱象整治、网络黑灰产打击等重点工作，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综合履职与责任担当。庭前各项工作谋划充分，出庭团队庭前分工科学，庭审中相互补位、协同配合，有效发挥团队作战的整体合力；公诉人庭审仪态端庄得体，庭审中及时调整应对策略，充分展现过硬的临场应变水平；公诉意见指控立场鲜明到位，能够深入剖析犯罪行为的内在本质以及带来的社会危害，促使被告人当庭真诚悔罪悔过，切实彰显庭审实质化成效与司法公平正义。建议在讯问环节进一步加入对其他犯罪参与人涉案内容的追问，为关联案件办理打好基础。朱能立市检察院第一评议组副组长、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庭前准备工作较为扎实，审查报告体例规范、内容覆盖全面，对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开展充分论述，为出庭公诉打下坚实基础；庭审举证环节思路清晰，证据分组逻辑合理，通过分层举证完整还原案件发生发展的事实脉络，有效提升庭审听庭效果；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示证手段，可视化举证的实践成效较为突出；公诉意见说理兼顾法理与情理，法庭教育感染力较强，实现法律效果与教育效果相统一。建议进一步细化起诉书中关于被告人犯罪事实部分的表述。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各被告使用与原告在先注册商标近似的标识、仿冒原告网店装潢，大量销售同类产品，法院依法认定其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在法定赔偿幅度内顶格判赔500万元。该判决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予以维持，已发生法律效力。被“蕉点”碰瓷“蕉内”提起诉讼原告三立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立人公司”）是国内知名内衣及家居服饰企业，早在2016年便注册了“蕉内”等一系列商标，其中“蕉内”商标被列入广东省重点商标名录。三立人公司经营的官方旗舰店经过长期运营和持续投入，在网店页面整体设计、商品陈列顺序、商品介绍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身风格的页面形象，其产品畅销于天猫、京东等多个电商平台。被诉天猫店铺“蕉点旗舰店”页面被告广州市优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某公司”）及其独资股东吴某某，自2018年起先后注册了“蕉点”“JIAODIAN蕉点”等一系列商标，生产并开设网店销售与“蕉内”品牌同类的商品，被告零某（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某公司”）、杭州润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某公司”）作为销售商，分别在其经营的店铺中大量宣传、销售相关产品。三立人公司曾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上述“蕉点”商标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3年11月起陆续作出无效宣告的裁定。优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终审审理，无效宣告裁定予以维持并生效。但优某公司在“蕉点”等商标被宣告无效后，仍反复申请注册近似商标，并持续进行销售行为。原告主张的天猫店铺“蕉内旗舰店”页面。经比对，各被告网店所使用的标识以及页面背景配色、方框元素运用、宣传标语的内容与样式、商品展示图等，均与原告网店页面在整体视觉效果上高度近似。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立人公司就被告的侵权行为诉至越秀法院。法院审理：顶格判赔500万元庭审中，各被告提出了两方面抗辩意见：一是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蕉点”系列标识已获准注册，其对注册商标的善意使用受法律保护，在商标被无效宣告前的使用行为不应认定为侵权；二是原告网店的装潢不具有显著性，不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越秀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主张的系列“蕉点”商标均被宣告无效，该注册商标专用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被告的使用行为缺乏正当的权利基础，构成商标侵权。经比对，各被告在多家网店所使用的整体装潢形象与原告的网店形象基本一致，甚至有部分消费者在被告网店商品评价区留言，将其误认为是原告网店，故认定被告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仿冒行为。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以及商标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精确确定的情况下，法院依法适用法定赔偿，综合考虑各被告的侵权行为性质、情节以及涉案店铺经营规模等，判决优某公司、零某公司、润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各平台连续十五天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被告优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包括合理开支共计500万元，被告吴某某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零某公司对其中25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润某公司对其中7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各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广州知产法院在二审中进一步认为，品牌商标对于网店装潢具有重要影响力，原告的商标始终贯穿于其网店整体装潢之中，商标所承载的品牌商誉与知名度自然辐射到网店装潢之上，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被告在其“蕉点”系列商标在2023年11月被宣告无效后，到2024年8月仍在使用这些标识在网店进行销售，在商标注册争议期间未尽审慎使用义务，进一步扩大了市场混淆和消费者误认的范围；另一方面，被告刻意仿冒原告“蕉内”网店整体装潢，难谓主观善意。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知道除草剂毫无效果，却心存侥幸售卖牟利，最终触犯法律、坑害农户，我万分后悔……”日前，被告人张某收到法院判决书后，对自己制售伪劣农资的犯罪行为懊悔不已。经河南省通许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8月4日，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60万元。2024年8月27日，河南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通许县农业农村局举报，称某网络平台有两家农资店销售仿冒该公司生产的某品牌精草铵膦铵盐10.9％除草剂。该局于同年9月26日将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通许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于同年11月19日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上网追逃。2025年7月12日，张某被抓获归案。经查，自2024年4月起，家住江苏省沭阳县的张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淮安市淮阴区南陈集镇某村租房成立家庭作坊，雇用妹夫徐某甲负责管理、表舅仲某负责按比例配料、徐某乙（徐某甲表弟）负责搅拌灌装、戴某负责包装贴标签（以上犯罪嫌疑人均另案处理），生产假冒品牌精草铵膦铵盐除草剂。张某生产伪劣产品的厂房。据同案犯罪嫌疑人供述，张某生产除草剂的设备非常简单，仅有吨桶、小型抽水泵、电子秤等。他把白色塑料壶、包装纸箱、胶带、商标标签连同设备一起，雇一辆集装箱货车运至作坊处，安排徐某甲等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精草铵膦铵盐除草剂原液、百草枯水剂等原材料。工人按照200斤清水、200斤原液、15斤百草枯水剂的比例倒入大塑料桶搅拌稀释，便制成所谓的成品除草剂，再分装到5公斤的塑料壶中，贴上假冒商标标签，简单包装后通过物流寄出。据张某供述，2023年4月，他注册成立某农资销售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又以该公司名义注册了两家网络店铺。经营初期，他也曾合法经营，但觉得进货价高、利润微薄，便动起歪心思。涉案除草剂虽贴着四种不同标签，但其实本质都一样，每壶售价60元至75元。张某交代说知道造假农药违法，想着赚到足够的钱就收手。为短时间牟取暴利，他曾向某网络平台充值18.16万元，用于推送流量。经鉴定，张某生产销售的精草铵膦铵盐除草剂中，百草枯二氯化物含量为1.7％—1.9％，未检测出精草铵膦成分。网络平台调取记录显示，张某自2024年4月至10月，在某网络平台销售含百草枯成分的冒牌精草铵膦铵盐除草剂累计117万余元。而根据有关规定，百草枯可溶胶剂自2020年9月26日起就禁止销售、使用。今年1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到通许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张某的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据法律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4月28日，通许县检察院对张某提起公诉。鉴于张某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家属代为赔偿河南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5万元并取得谅解，通许县检察院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60万元的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事实及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环食药大队侦破一起制售假冒品牌运动服饰案件一举捣毁制假窝点斩断一条跨区域制售假冒品牌服饰犯罪链条“衣服穿了全身发痒，还没洗就掉色。”“这些衣服都是假货，跟我们品牌店的质量完全没法比。”2026年8月，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环食药大队民警在开展网络巡查工作时，发现一条可疑线索——某二手平台一家店铺对外大量销售品牌运动服饰。该店铺销量较高，但商品售价大都三五十元，与正品市场价格差距巨大，多条买家评价反映所购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接到线索后，民警迅速启动侦查工作，围绕店铺信息、交易流水、发货地址等线索逐一核查研判，很快锁定网店经营者为在肥人员刘某某。10月22日，民警将刘某某抓获归案。经讯问，刘某某如实供述长期在二手平台销售假冒品牌运动服饰的犯罪事实。为深挖犯罪源头，实现全链条打击，办案民警继续循线追踪，锁定上游供货人员赖某。10月23日，专案组奔赴1500公里外的广西贵港桂平市开展抓捕工作。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抓获涉案人员赖某，并找到其隐藏在一处自建房七楼内的制假窝点。民警当场查获假冒品牌成品服饰8000余件、假冒品牌标识2万枚，当场扣押制假生产设备5套。经初步统计，该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这些‘名牌’服饰的商标均为造假，属于假冒伪劣商品，会直接影响到品牌店的销量和声誉。”办案民警表示，这些售卖的“名牌”服饰大多选用含有偶氮染料的低劣布料，长期穿戴会引起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目前，犯罪嫌疑人赖某、刘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数字化浪潮下，大量侵犯著作权犯罪脱离纸质图书、音像光盘等有形载体，行为人仅凭一部手机即可完成作品爬取、上传、付费分销、网络传播的全部犯罪流程。2011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传播侵权作品、销售侵权产品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或管理者所在地及侵权作品上传者所在地等传统管辖连接点。2022年“两高一部”印发《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将“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作为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连接点。司法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对相关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是否属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涉及网络传播便可直接适用《意见》规定，由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办案机关管辖，忽视线上线下行为的主次区分，既易造成管辖规则适用混乱，也易引发跨区域管辖分歧，亟待厘清和纠正。可依据“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确定管辖的案件范围能否援引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管辖规则，前提是判断相关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是否属于《意见》规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意见》第1条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案件。此类犯罪以网络系统、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等作为直接侵害对象，罪名范围固定，不存在扩张适用空间。第二类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罪案件，规制主体主要包括网络平台运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第三类是主要行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诈骗、赌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其他犯罪案件，核心判定标准是“主要行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涉及网络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种侵权形态。其一，复制、传播、牟利全部或主要在线上完成，没有或仅有少量线下印制、仓储、实体售卖，侵权行为主要依托网络载体开展。此类案件符合《意见》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定义，依法可以适用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管辖规则。涉及短视频搬运、网盘资源分享、盗版影视小说收费网站等的案件，一般属于该类典型情形。其二，核心侵权行为依托线下有形载体实施，网络渠道仅起到引流、宣传的辅助作用。例如，行为人批量印制盗版书籍、光碟后，通过微信、短视频发布售卖广告，而交易、交付、获利均在线下完成。此类案件不属于《意见》中规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不得随意将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作为管辖连接点，而应当以传统管辖连接点确定管辖。因此，办案机关在案件初查、受理环节，应首先区分核心侵权行为实施载体，准确判断案件性质，从源头上规范管辖认定。当案件属于《意见》规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时，可考虑先排查传统管辖连接点，如能够明确锁定一处清晰、集中的犯罪地，则可由该地办案机关管辖。若服务器、侵权IP地址、传播节点、获利渠道分散在全国多个地区，传统管辖连接点分散、模糊，无法确定单一最优办案单位时，可由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办案机关管辖。此外，对检察机关而言，当多地均具备管辖条件，出现争抢、推诿情形时，应当按流程规范处理、确定管辖：一是坚持公心，以利于案件公正、高效处理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地方利益或考核压力而强行争夺管辖权；二是于法有据，严格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等的规定，寻找并论证管辖连接点的合法性，确保管辖权的确立有充分的法律规范支撑；三是沟通协商，主动与管辖争议地办案机关进行充分沟通，阐明管辖理由和案件处理的便利性，争取达成共识或取得上级机关的指定管辖；四是及时上报，若沟通协商无法解决争议，应当及时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指定管辖。被害人范围与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的判断以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确定管辖面临两大实操难点：一是何为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被害人？二是企业类著作权权利人（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如何判断？一是明确被害人范围。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自身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依法享有控告、参与庭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诉讼权利的主体。在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中，侵权行为直接损害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专有权利，故只有依法取得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人以及依法享有图书专有出版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表演者权的权利人才是被害人。对于市场中购买盗版资源、盗版商品的普通消费者而言，若遭遇民事欺诈，虽存在财产损失，但该损害属于犯罪行为衍生的间接后果，消费者有权向公安机关等举报犯罪线索，并通过民事诉讼主张退款赔偿，但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被害人，故不能以消费者被侵害时所在地作为刑事案件管辖依据。二是细化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类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认定规则。当前，文创企业、影视公司、网络视频平台是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主要被害人，权利人多为企业法人，此时可以其登记注册地作为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对于企业分支机构，实行权属区分原则，即分支机构自身通过转让、授权、原始创作取得涉案作品完整著作权的，其注册地可作为合法管辖连接点；若著作权统一归属总公司，分支机构仅负责运营、推广、客服等配套工作，不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则不能单独以分支机构注册地确定管辖。与此同时，需注意识别通过著作权转让恶意创设管辖连接点的行为。实践中可能出现部分权利人为将案件留在某地办理，案发后临时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将相关权利转让给该地关联企业，刻意制造虚假的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管辖条件。该行为违背刑事管辖便于取证、公正办理的立法初衷，属于对司法解释适用规则的规避。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重点核查著作权转让时间节点，对仅为争夺管辖权而转让著作权的，不应将受让企业所在地认定为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并据此确定管辖权。［作者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三级高级检察官、法学博士。本文为2025年度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课题“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研究”（课题编号：CQJCY202515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来源：检察日报·观点

“傅某、卓某等5人利用网店售卖包含盗版影视资源的网盘链接，短短三年销售金额高达410余万元。本以为找到了‘无本万利’的发财捷径，没承想却走上了一条犯罪的不归路。”今年7月，正值暑期档，重庆市长寿区横店影城的放映厅内座无虚席，在电影开场前，长寿区检察院检察官走上台前，以该院办理的一起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为例，向现场观众开展反盗版与知识产权保护宣传。近日，该案入选国家版权局公布的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版权执法案件类）。一条网盘链接三年卖出百万单这条盗版链接背后的“生意经”，还要从2022年3月说起。家住长寿区的傅某平时爱看影视剧，因正版平台大多要付费，他时常混迹于各类影视分享聊天群寻找盗版资源。一次网聊中，群友向他推荐自己开的网店，后傅某花10元买下一条网盘链接，里面装着数十部盗版影视作品。这家网店可观的营业额让他动了效仿的“歪心思”——“当时就想着，这简直是个‘无本万利’的商机。”说干就干。2022年3月，傅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电商平台注册了5家网店，把通过网络下载、微信群分享等渠道收集的国内外盗版影视资源转存进网盘，再挂上链接低价销售。同年11月，卓某、周某、焦某、卓某某也嗅到“商机”，以相同方式注册网店，他们在各自经营的同时，还时常互通盗版资源。2024年11月，长寿区文旅委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通过微信群、网店长期售卖盗版影视资源。“我们跟进调查后发现，涉案作品多、金额大，于是第一时间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文旅委负责人介绍。鉴于案情重大，长寿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取证。经过系列摸排，2025年2月，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经统计，三年间5人共计销售220余万单，销售金额达410余万元，获利50余万元，涉案作品涵盖《哪吒之魔童闹海》《熊出没》等知名影视、动漫、综艺作品，被侵权权利人包括国内主要视频平台、影视公司，以及境外组织的权利人。是销售行为还是网络传播行为2025年3月，公安机关将该案提请长寿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此时，一道难题横亘在办案组面前：涉案作品数量庞大，电子交易数据多达数百万条，逐一鉴定并不现实，如何科学高效地开展鉴定工作？针对该案低单价、高销量的特点，办案组指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按销量分层抽样，以确保抽检样品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科学合理性；对种类众多、权利人分散、犯罪嫌疑人又无法提供授权证据的未抽样作品，则依照“两高”司法解释依法认定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鉴于案情重大疑难复杂，该院两次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以进一步固定全案证据、夯实证据链条。2025年9月，案件被移送至长寿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面对讯问，傅某等人心存侥幸：“我卖的只是网盘链接，这些资源又不是我破解的，怎么能算侵权？”卓某的辩护人也提出异议，认为卓某行为应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而非侵犯著作权罪。“构成何种罪名，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定性为销售行为，还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该院知识产权检察部门负责人、办案组成员龚森平介绍，销售行为对应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入罪条件比较单一，量刑最高仅五年，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对应的侵犯著作权罪入罪条件更多，量刑最高可达十年。2025年9月，知识产权办案团队研究讨论办案思路。为精准定性，长寿区检察院随即启动“专业+协同”办案模式，先后召开3次检察官联席会议，邀请专家“把脉问诊”。反复研讨后，专家出具的咨询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将通过信息网络获取的他人视听作品存储于网盘，向不特定公众销售网盘链接，使公众可以在选定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属于刑法中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应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经过不懈努力，百余份书证、34份鉴定意见被逐一收集，最终串成一条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证据链。2025年10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辩护人针对违法所得计算提出异议，认为应扣除退款金额及平台推广费用，公诉人从虚拟商品销售特性入手逐一回应。最终，检察机关关于事实认定、罪名定性、鉴定意见、违法所得的意见均获法院支持。办案与挽损并重让原创价值不被盗版链接“偷走”“不能让权利人赢了官司、亏了买卖。”办案同时，办案组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权利人实实在在拿到赔偿。秉持“打击与保护并重、办案与挽损同步”理念，长寿区检察院把追赃挽损贯穿办案全过程，多次释法说理，督促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主动对接国内外权利人，畅通跨境维权渠道。经持续协调，5人在办案期间陆续全额退缴50余万元，其中境外权利人获赔20余万元。今年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傅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判处卓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6万元。其他被告人因犯侵犯著作权罪也被判处相应刑罚。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办案不是终点，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企业发展才是我们履职的落脚点。”龚森平表示，依托知识产权案件检警联合工作站，长寿区检察院搭建起一站式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平台，为辖区企业提供版权维权咨询、侵权线索举报等综合服务，同时组建知识产权保护宣讲团，开展“以案释法进企业”活动，为辖区100多家外贸企业开展“护航出海”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培训。此外，该院还与市场监管、版权、公安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联合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办案指引，凝聚保护合力。如今，在长寿区的电商园区和文创企业里，常常能看到检察官的身影：走进园区开展“法治体检”，助力企业合法经营；举办“护航出海”知识产权沙龙，为外贸企业答疑解惑；分发编制的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指引，成为有关部门办案的规范参考。“原创价值，不容盗版链接‘偷走’。我们将锚定版权强国建设目标，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起知识产权案件，以案促治、以法护航，让文化创新活力持续奔涌。”长寿区检察院检察长刘海东表示。

加强著作权保护关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关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2023年至2026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著作权犯罪7100余人。检察办案发现，伴随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侵犯著作权犯罪呈现新特点新趋势，需全链条综合施策，促推营造良好的著作权保护环境，更好服务保障文化产业发展。一是犯罪手段迭代升级，数字化侵权、规模化传播特征凸显。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文化产业创新，侵犯著作权犯罪从制售实物盗版图书、美术作品等传统“线下复制”逐渐向“代码操控”、网络传播转变。有的利用网络爬虫、深度链接、聚合盗链等技术，大规模、高频次从正规网络平台非法获取和传播受保护的视频、音乐、文学作品等。如检察机关办理的张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张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开发运营多款视听作品聚合软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下载上传”“购买技术解析服务”等方式，传播8.3万余部视听作品，收取广告费3.92亿余元。又如检察机关办理的王某某侵犯著作权案。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运营某网站、应用软件，在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电视剧等视听作品。王某某负责广告植入、平台推广等工作，招募他人提供技术支撑。该平台传播未经授权的视听作品4000余部，其中某电视剧普通话版被点击500余万次，方言版被点击300余万次。二是侵权对象向网络游戏、盲盒手办等新兴文化业态蔓延，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侵权对象逐渐从传统的图书、玩具，拓展至网络游戏、网络短剧、“剧本杀”剧本、盲盒手办等新类型文化产品。如检察机关办理的王某、辛某侵犯著作权案。王某未经著作权人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许可，通过网络平台向辛某等人出售假冒的该公司旗下系列玩偶手办，辛某进货后再次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牟取非法利益。又如检察机关办理的刘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刘某等人未经某网络游戏著作权人许可，在互联网上架设游戏服务器，非法运行从他人处获取的该网络游戏相关版本的三款游戏，并通过向游戏玩家提供游戏客户端下载、开设商户充值链接等方式，收取游戏玩家充值费用672万余元。三是犯罪组织更加严密，更趋产业化、链条化、跨境化。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主体逐渐由个人式、作坊式向产业化、链条化演变，上下游犯罪相互勾连，牟利方式更加多样。有的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提供用于避开、破坏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装置部件或相应技术服务牟利。如检察机关办理的张某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张某某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销售网络锁、防御管家等，并提供安装、售后维护等服务，使购买者能够通过著作权人软件验证，达到使用正版软件密钥权限的目的，非法经营数额3067万余元。有的批量盗取国内视听作品，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盗版影视网站，影响作品“出海”效益。如检察机关办理的朱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朱某等人非法利用网络爬虫等技术获取65部共计4900余集网络短剧，上传至其自行开发的多个境外APP，供境外用户付费点播观看，收取费用39万余元。四是牟利方式从销售获利向“流量变现”演变。当前，侵犯著作权犯罪除了传统的通过销售盗版获利外，有的还将网站会员费、广告费等作为牟利手段，使用虚拟货币交易，以逃避监管。如检察机关办理的邱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邱某等人通过购买域名、租用境外服务器等方式陆续搭建多个违规影视网站，提供热门电影等16万余部视听作品点播观看服务，并通过境外通讯软件与非法广告商联系合作，在上述网站投放广告，收取广告费1722万余元。又如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李某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搭建侵权影视网站向公众传播他人视听作品，并在侵权影视网站手机端挂载色情、赌博广告引流赚取广告费，与非法广告商使用虚拟货币结算，违法所得532万余元。加强著作权保护，是维护创作者合法权益、激发原创活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文化创意、数字内容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强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全链条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加强对新业态新领域著作权司法保护，强化执法司法协作配合，促推社会治理，激励创新创造，切实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侵犯著作权犯罪趋势特点，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不断提升著作权司法保护水平。同时呼吁广大公众增强著作权保护意识，自觉抵制侵权盗版违法行为，积极营造尊重版权、使用正版的浓厚社会氛围，共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宁波某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某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随着智能家居与人机交互技术的普及，经营者推出的语音交互指令能否作为商业标识受法律保护，以及他人在不同类别家电上使用近似唤醒词的行为边界，成为本案核心争议。原告主张其“小爱同学”经长期宣传使用已具备极高知名度，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被告则抗辩涉案茶吧机为传统家电，与原告生态产品无竞争关系，且已标注自有商标，不会导致混淆。法院经审理认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语音唤醒词可与经营者建立特定联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在茶吧机上使用“小爱小爱”，网页宣传引发售中混淆、产品唤醒引发售后混淆，主观故意明显，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厘清了语音标识的竞争法保护路径，也体现了法院在法定赔偿中对合理开支及批量维权因素的考量。基本案情原告小某科技公司旗下拥有“小爱同学”人工智能交互引擎，该名称既是其智能音箱的产品名称，也是唤醒智能设备的语音指令。该公司将“小爱同学”搭载于众多产品设备中，经过长期、大量使用，该唤醒词已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2026年1月，小某科技公司向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某电器公司与某电器科技公司生产、销售的某款智能语音茶吧机，擅自搭载了“小爱小爱”语音模块，且产品网店销售页面和使用说明书中也包含“小爱小爱”等智能语音交互内容。原告认为，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二被告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并赔偿损失。二被告辩称：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依靠的是商标，而非“小爱同学”唤醒词本身；“小爱”系通用词汇，原告无权独占使用；案涉茶吧机有自己的商标，且属于传统家电，与原告生态产品不存在竞争关系，并未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慈溪法院审理后认为，语音指令能够与商品或服务及其提供者建立特定联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小爱同学”经原告长期使用，已与搭载其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的产品建立关联性和识别性，且基于物联网技术，其应用场景已扩大到大量不同类别商品，具有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二被告生产、销售的智能语音茶吧机与原告智能家电设备在消费群体上存在重合，两者存在市场竞争关系。案涉茶吧机搭载与“小爱同学”近似的“小爱小爱”语音指令，极易导致公众混淆，误认为该产品与原告存在商业联合、授权许可等特定关联，损害了原告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综合考虑被告可能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可能获得的利益、原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及二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判决被告某电器公司赔偿8000元，被告某电器科技公司赔偿1.5万元，并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带有“小爱小爱”语音模块的茶吧机产品。二被告提起上诉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要旨1. 语音指令可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范围。法院明确，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语音指令并非简单的技术参数或通用词汇，而是能够与商品或服务及其提供者建立起特定联系，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当语音唤醒词经过长期、大量使用，足以使相关公众将其与特定经营者及其产品建立关联时，该语音指令即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权益保护范围，应受法律保护。2. 近似语音指令易导致混淆，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案涉茶吧机搭载与“小爱同学”近似的“小爱小爱”语音指令，极易导致公众产生混淆，误认为案涉茶吧机属于原告旗下智能设备，或者与原告存在商业联合、授权许可、技术支持等特定关联，从而损害了原告小某科技公司的合法权益，二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3. 产品标注自有商标不影响侵权认定。法院特别强调，即便产品上标注了自有商标，若相关使用行为足以造成消费者对商品来源、商业合作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仍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企业在智能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的语音唤醒词相同或近似的语音指令“傍大牌”，否则需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法律责任。裁判文书摘要一审法院/案号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26）浙0282民初1243号二审法院/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浙02民终3734号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审判员徐斌法官助理傅春阳代书记员潘钰滢二审合议庭审判长 孙建英审判员 王   慧审判员 张小玲法官助理詹必峰代书记员邬雪琦当事人上诉人(原审原告)：小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敖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某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岑某，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慈溪市某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裁判结果一、被告慈溪市某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销售带有“小爱小爱”语音模块的茶吧机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宁波某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带有“小爱小爱”语音模块的茶吧机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被告慈溪市某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8000元；三、被告宁波某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15000元；四、驳回原告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裁判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裁判时间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涉案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原告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永济润华科技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本案判决明确了跨类商品与服务类似认定中的产业链关联性标准，强调了商标近似判断中知名度因素的考量，重申了驰名商标按需认定原则，并对在先字号权保护要件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认定标准进行了细化，对同类商标行政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本案情第三人永济润华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申请注册第63956041号“润华”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在第40类“半导体晶片的加工；塑料加工”服务上。原告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华润”“华润通”“华润微电子”等系列商标。原告认为诉争商标与其在先注册的系列商标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上的近似商标，且构成对驰名商标的抄袭摹仿、损害其在先字号权，遂于2025年2月1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理作出商评字［2025］第372989号裁定，认定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亦未损害原告在先字号权，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维持。原告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查明，诉争商标“润华”核定使用在第40类“半导体晶片的加工；塑料加工”服务上；原告引证商标二（第20142557号“华润通”）核定使用在第1类“未加工塑料”等商品上，引证商标五（第50887542号“华润”）核定使用在第9类“集成电路用晶片”等商品上。法院认为，“未加工塑料”系“塑料加工”服务中通常使用的原材料，“集成电路用晶片”系“半导体晶片的加工”服务后的成品之一，故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与引证商标二、五核定使用的商品关联性强，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诉争商标“润华”与引证商标二“华润通”、引证商标五“华润”在文字构成、呼叫等方面相近，构成近似商标。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以前，其“华润”商标在集成电路、瓶级聚酯切片等商品上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共同使用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违反《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关于驰名商标认定，法院认为鉴于本案已适用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予以保护，已无认定驰名商标之必要。关于在先字号权，法院认为诉争商标“润华”与“华润”字号尚有一定差异，且核定使用服务与原告关联公司所从事行业、生产商品有一定差异，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未违反第三十二条。关于“其他不正当手段”，第三人名下仅注册有2件商标，难以认定其具有大量抢注囤积知名商标、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的情形，未违反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终撤销被诉裁定，责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裁判要旨一、跨类商品与服务类似的认定，应以相关公众混淆可能性为核心，结合商品与服务的产业链关联性进行实质判断《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并非仅以《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为唯一依据。在判断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时，应综合考虑商品与服务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因素，尤其应关注二者在产业链上是否存在上下游关联、是否在消费对象和交易习惯上具有重合性。本案中，“未加工塑料”系“塑料加工”服务中通常使用的原材料，“集成电路用晶片”系“半导体晶片的加工”服务后的成品之一，二者在产业链上具有紧密的上下游关系，相关公众容易认为其来源于同一主体或存在特定联系，故应认定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被诉裁定仅以区分表分类不同为由否定类似关系，属于认定有误。二、商标近似的判断应结合文字构成、呼叫、整体视觉效果及相关公众的注意力程度综合考量诉争商标“润华”与引证商标二“华润通”、引证商标五“华润”均为纯文字商标，在文字构成上均包含“华”“润”二字，仅排列顺序不同；在呼叫上高度相近；在整体视觉效果上亦具有较强关联性。结合原告“华润”商标在集成电路、瓶级聚酯切片等商品上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相关公众在接触诉争商标时，容易将其与引证商标产生关联性联想，进而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因此，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二、五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和服务上的近似商标，违反《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裁判文书摘要一审法院/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6）京73行初2890号案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审合议庭审   判   长 赵   玲人民陪审员 谭玉刚人民陪审员 武清芳法官助理胡婧书记员刘力萌当事人原告：华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玲，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支淑雷，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法定代表人：申某某，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某，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第三人：永济润华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一审裁判结果一、撤销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评字［2025］第372989号关于第63956041号“润华”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二、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一审裁判时间二〇二六年八月十日涉案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

上游私印、中游分销下游网店售卖17人团伙横跨多省制售盗版书籍涉案金额1800余万元现场查扣盗版图书16万余册五部门联合挂牌督办……一张小小的电商订单，撕开了横跨多省市、暗藏巨额利润的盗版图书黑色大网，牵出了一桩涉案17人，金额超1800万元，由中央宣传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五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山东省无棣县检察院在案件侦查阶段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在办案中深挖上下游犯罪，督促公安机关抓获在逃人员，精准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并准确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法精准定罪。今年5月，该团伙中12人被判处相应刑罚。9月，检察机关联合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开展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整治，集中销毁劣质盗版图书1000余册，净化线下图书消费环境。网购举报揭开黑色产业链2023年3月，冯先生在一家网上书店下单购买了一本网络小说，拆开包装后，发现书籍纸张单薄、字迹模糊，品质与正版图书相去甚远。图书发货地显示为山东省无棣县，冯先生遂向无棣县文旅部门举报。3月12日，无棣县文旅局将线索移交该县公安局。公安机关经初查发现，该网上书店系王某夫妇经营，他们在网络平台销售盗版图书，违法获利数额巨大。随后，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二人立案侦查，顺着网络店铺的交易记录、快递物流信息层层深挖。经查，2020年夏，印刷作坊老板杨某资金周转困难，又对外欠下大量债务，为了维持印刷作坊的正常运转、留住有技术的印刷师傅，便开始私印盗版图书。王某原本一直从图书批发市场进货，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杨某，在实地考察杨某的印刷作坊后，发现直接从杨某处进货要比别处便宜很多，于是决定与杨某长期合作。王某在电商平台筛选出全网爆款图书，将书单发给杨某，并支付印刷费用和纸款。几十元一本的图书仅需几元成本即可复刻，大批足以以假乱真的盗版图书被源源不断地印制出来。王某借助多家网络店铺向全国零售，同时发展下线批发商，承接代发货订单。就这样，一本本盗版图书流向全国各地。尝到盗版暴利的甜头后，王某把这条“快速致富门路”分享给朋友李某。李某依葫芦画瓢，找杨某印制盗版图书、复制王某的销售模式，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侦查人员在办案中发现，盗版图书来源和流向复杂，面临涉案金额难以精准核定、核心人员逃匿等问题。2023年5月20日，公安机关邀请无棣县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办案检察官在梳理王某团伙线索时，发现其下线吴某还与其他人频繁接触，分析可能有漏犯，于是引导侦查人员沿该线索向上追溯。侦查人员经排查发现，吴某果然还有另一名上线——孙某。孙某从图书批发市场大批量购进盗版图书，一边运营网店直接售卖，一边承接中间商的代发需求。吴某根据买家订单从孙某处下单订购盗版图书，由孙某直接向买家发货，吴某从中赚取差价。2023年11月8日，在确定基本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公安机关立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人员，并将该案层报上级机关。最终，该案被中宣部等五部门确定为联合挂牌督办案件。全链条打击17人团伙被一网打尽针对网络盗版犯罪产业化、链条化、隐蔽化、逐利性极强的特点，检察机关坚持全链条打击的办案思路，聚焦制版印刷、仓储流转、线上销售、资金结算各个关键环节，引导侦查取证：对查封扣押的图书进行司法鉴定，确定盗版性质和图书来源；通过下游转账记录反查交易流水，确定上游人员的涉案金额；加强对涉案人员亲属银行交易流水、开设网店等情况的排查。文旅局执法大队扣押盗版图书。随着侦查工作的不断深入，一条跨越多省、分工明确、靠盗版疯狂敛财的黑色产业链被揪出。该犯罪团伙共有17人：杨某等4人为印刷小作坊的主要成员；王某等3人为中间商，负责批发或销售；其余人员均为王某等3人的下线，部分人员曾因销售盗版图书受过行政处罚，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仍选择铤而走险。该团伙成员散落山东、河北、河南、广东、江苏等地，犯罪链条中，上游私印盗版，中游多级中间商分销，下游数十家网络店铺对外售卖。盗版图书覆盖市场全部热门品类，包括经典文学、网络小说、儿童读物等，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各省市。为了守住这份暴利，该犯罪团伙极为谨慎：印刷作坊一旦听到检查风声，立刻拉闸停工，工人藏匿，盗版图书全部藏入库房；团伙成员依靠微信、QQ单线对接业务，频繁更换电商店铺逃避监管；一旦发现执法查处的苗头，团伙内部互相通风报信。2024年1月8日、9月20日，公安机关分两批将该案犯罪嫌疑人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发现孙某已被浙江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经核实该案立案早于浙江的案件，遂建议公安机关将孙某所涉浙江销售盗版图书案并案侦查。由于涉案人员通风报信，印刷作坊老板杨某及同伙潜逃。其间，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意见，对杨某及同伙开展网上追逃。杨某二人迫于压力分别于2024年4月15日、6月3日主动投案。为完善“盗印—销售—收款”证据链条，办案检察官针对尚未明确涉案金额的犯罪事实提出补充侦查意见，要求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补充涉案网络店铺后台交易明细、快递物流记录、支付交易明细等证据，并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涉案人员已删除的聊天记录。在70余项补充侦查事项逐一落实后，办案检察官又逐项甄别、扣减合理成本，确保上下游人员的犯罪数额精准无误，为庭审举证环节打好基础。经审查，该犯罪团伙销售金额1800余万元，查扣的盗版图书有16万余册。经检察官充分释法说理，多名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主动退缴违法所得57.6万元，向知识产权权利人赔偿损失10余万元。变更起诉罪名实现罚当其罪庭审现场。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检察机关结合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参与程度、主观恶性、退赃认罪等不同情节，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分层分类处理：对12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对3名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员作不起诉处理。针对3名被不起诉人分属不同地市的现实情况，检察机关开展跨区域行刑反向衔接，对接属地检察机关、版权行政部门，制发检察意见书，将3人移送当地行政机关处罚，并持续监督行政处罚落实；另有2名经营网店的涉案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移送属地公安机关办理。2025年4月，该案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复制行为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单纯销售行为应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此一来，已被提起公诉的孙某、吴某等4名被告人未参与图书印刷复制环节，仅购进盗版图书倒卖牟利，不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应认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经层报请示山东省检察院后，2025年12月15日，无棣县检察院依法对孙某等4人变更起诉罪名。今年1月14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杨某等8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至二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35万元至5万元不等；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孙某等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15万元至5万元不等；继续追缴部分被告人全部违法所得。一审宣判后，杨某、刘某等5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5月11日，滨州市中级法院对二审期间足额退缴违法所得、缴纳罚金的刘某等4人改判缓刑，其余判决内容予以维持。检察机关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活动。打击盗版图书守护文化安全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王惠芳该案是典型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犯罪行为呈现线上线下叠加、多层级分销、跨区域流通的特点。从办案情况看，侵权主体借助网络弱化身份识别，上下游分工相对分散，客观上增加了主观明知认定、涉案侵权出版物数量核算、违法所得固定等取证难点。办案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握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精准区分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坚持全链条追诉，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分层分类认定罪责，做实行刑反向衔接，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梳理案件背后暴露出的行业监管薄弱环节。盗版图书不仅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粗制滥造的印刷质量、存有误漏的内容，更会对青少年的阅读安全造成危害，扰乱正常文化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事关文化安全，不能简单“一案了结”，要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案件办结不是终点，而是源头治理的起点。下一步，我院将以该案办理为契机，针对案件暴露的监管短板，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压实监管责任，堵塞管理漏洞。同时，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治理，切实维护文化领域公共利益。加强与文旅、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的协同联动，聚焦校园周边、网络销售平台等重点领域，加大对非法出版物的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走进校园、面向商户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增强广大群众尊重原创、抵制盗版的法治观念。

逛古迹或博物馆，买一款精致的文创冰箱贴带回家，是当下年轻人的新时尚。然而，竟有人为了逐利，趁着这股“国潮热”，将黑手伸向文博IP，肆意侵权。80余万枚山寨冰箱贴流入市场，成为不法分子的摇钱树。头部文博IP接连遭仿冒钱某初中毕业后，四处打工赚钱，日子过得很拮据。2024年10月，他和同学林某（在逃）、陈某（在逃）偶然闲聊，说起文创冰箱贴很流行，便商量出一个“歪主意”：一起开公司造假赚钱。同年11月，某文创公司注册成立。该公司压根不考虑创新设计，只遵循“哪个正版卖得火就照样仿造”的生存法则。为此，钱某在公司里设立了一个特殊岗位——选款师。在他看来，选款师不需要懂艺术，也不需要懂历史，只需要懂流量。该公司的几名选款师像潜伏在暗处的“猎手”，日夜盯着各大电商平台和文博官方网店的后台数据。一旦某款文创冰箱贴热度攀升、销量走高，就会被他们标记为“必杀目标”。故宫的千里江山图、国家博物馆的凤冠、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仕女俑……只要是头部文博大IP，无一幸免。随后，该公司员工通过网络渠道大量购入正版样品，拿到实物后，直接将其送往合作的多家代工厂。在这里，原本需要打磨数月的设计环节被彻底省略。工厂依照外观纹样、造型轮廓进行“1∶1”高精度扫描建模，一条高效的造假流水线迅速运转起来。为了追求更高利润，钱某等人还在物料上动起心思：将正版使用的环保树脂换成廉价的劣质塑料；原本细腻的彩绘工艺，变成粗糙的机器喷绘；包装上的防伪标识则被刻意模糊处理。“只需要投入有限资金，就能批量产出，真可谓一本万利。”钱某算了一笔账，一个正版冰箱贴售价可能高达68元，即便他以29.9元的低价销售，仍有数倍的利润空间。更令人瞠目的是，钱某团伙早已练就一套应对维权的“金钟罩”——赔钱了事，转头再卖。因为他们深知，民事赔偿对于巨额利润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一旦收到法院传票或平台通知，他们便迅速下架商品、支付小额赔偿，甚至主动联系权利人“私了”。然而这并非真心悔过，而是一种“战术休整”。民事案件处理完的第二天，新的网店链接就会上线，换个店名、换套图片，继续售卖同款仿冒品。这种“游击战”侵权模式，让权利人疲于奔命，也让下游加盟商看到了“低风险、高回报”的幻象。短短7个月，钱某团伙构建起庞大的分销网络，招揽62个加盟商，开设290家网店，疯狂作案，打着“原创国潮”的光鲜旗号，卖出的却是做工粗糙的仿冒品。智慧战法破解办案难题2025年5月，一名权利人向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报案，称自家的文创产品被某文创公司侵权。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接到该线索后，于同年5月29日立案侦查。同年6月4日，钱某被抓获归案。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依托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金东区检察院介入案件，引导侦查取证。此时，一道道棘手难题摆在办案检察官面前。一是权利人分散各地。该案涉及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35个著作权人，地域跨度大，协调难度高，若逐一核实权属，耗时将以年计。二是侵权数量庞大。涉案冰箱贴款式多达252种，线上销售数据海量且碎片化，难以精准认定犯罪数额。三是犯罪活动隐蔽性极强。钱某团伙采取“产销分离”模式，生产在异地，销售在网上，关键电子证据极易灭失。办案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围绕侵权事实认定、犯罪数额计算等核心问题，全面固定证据。面对海量数据，办案检察官摒弃传统的“人海战术”，转而采用“署名核实+抽样取证”的智慧战法，针对35个权利人和252款产品，引导公安机关通过调取版权登记证书和首发记录快速确认权属，再结合涉案人员供述、工厂生产台账、电商平台的后台交易流水，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该文创公司无原创设计能力，无法提供合法授权证明，其所有产品均为侵权仿品。在办案检察官看来，办理该案不仅要查清卖了什么，更要查清是怎么卖的。为此，办案检察官开展穿透式审查，深入分析资金流向和聊天记录，发现钱某团伙利用多个空壳公司走账、通过个人微信收取加盟商分成的情况。办案检察官还借助电子数据智能审查系统，从数万条杂乱的转账记录中梳理出清晰的资金线路，精准锁定钱某作为幕后主使的核心地位，以及涉案团伙“统一供货、分级分销”的犯罪模式。经查，钱某团伙共制售假冒冰箱贴80余万枚，销售金额高达1660余万元，非法获利710万余元。守护国潮文创原创活力2025年9月30日，钱某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移送金东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该案并非简单的单位犯罪，钱某带领的是一个以制售假冒冰箱贴为主要活动的自然人共同犯罪团伙。作为出资人、策划者和运营核心，钱某主观恶性较深，不仅主导选款定品，还亲自对接工厂、制定“避罪”策略，应认定为主犯。对于其他涉案人员，检察官坚持分层分类精准处置：对于深度参与制假售假、负责对接工厂的核心员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仅领取固定工资、对侵权行为并不了解的普通文员、打包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检察机关认为，钱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今年3月，金东区检察院依法对钱某提起公诉。4月27日，法院依法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主犯钱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79.5万元。与此同时，该案犯罪链条上下游18名涉案人员也分别被追究刑事责任。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